俄罗斯就业新形态：制度环境面临的挑战

近几十年来,劳动力市场正在经历深刻变革。传统的就业模式——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全职工作、固定办公地点——正逐步让位于更加灵活的工作形式。在自动化和数字化、平台发展以及社会规范变化的影响下,新的劳动关系形态应运而生:远程办公和混合办公、平台就业、自由职业、项目制工作、个体经营。这些形式的共同点在于,无论是寻找工作和订单,还是沟通、管理、结算,都依赖数字技术。研究人员和专家越来越多地使用"数字就业"这一概括性术语来描述这些新型就业形式的特征。

数字技术使得在办公室之外、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使用数字工具完成工作成为可能。但劳动力市场的技术"成熟度"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制度环境——法律、规范、社会保障机制——往往跟不上市场的动态变化。

新型就业形式为何增长?

新型就业形式的出现和普及受到一系列因素的综合影响。

数字经济和数字技术的发展 ——是变革的关键驱动力。互联网、云技术、人工智能和平台解决方案的广泛应用,为远程工作以及雇主与劳动者的即时对接奠定了技术基础。

雇主需求的变化。在竞争日益激烈的环境下,企业寻求灵活的人力资源管理方案:临时工、项目团队、人力外包。 调查数据显示 2024年，已有39%的企业在标准用工形式之外引入了其他灵活就业方式。其中最常见的包括兼职（73%）、临时或季节性用工（65%）、非全日制工作（54%）以及与自由职业者签订民事合同（50%）。

社会与人口结构变化。员工越来越追求工作与生活的平衡，根据 Workmonitor的数据，在其22年的观察历史中，工作生活平衡的重要性在2025年首次超过了薪酬预期。工作不再仅仅是工具性价值（收入来源和生存手段），而是成为自我实现的途径。与此同时，退休年龄及临近退休年龄人群的就业率不断上升。经合组织国家中，55-64岁就业人数从2018年的10.14万人增加到2023年的11.15万人。俄罗斯在同期内，60-64岁年龄组的就业率从31.8%上升至41.2%。

最后， 新冠疫情 成为劳动力市场所有进程的强大加速器。在高峰期,美国远程就业比例从3%飙升至35%,解除限制后,市场不仅保持了这一势头,还发展出新的工作模式。在俄罗斯,远程工作人数从2019年的3万人增长到2022年的190万人,这一趋势仍在持续增强。

新现实的规模

由于缺乏统一的评估方法,准确评估新型就业形式的普及规模相当困难。尽管如此,现有数据仍能反映俄罗斯平台就业的发展动态。根据国立高等经济大学的数据,平台就业比例从2022年的4.6%增长到2024年的14.6%; 俄罗斯联邦劳动部 预测到2030年将有超过1500万人在数字劳动平台就业,约占劳动适龄人口的四分之一。自由职业者数量也在逐年增加,根据 联邦税务局 截至2026年7月31日的数据,已超过1700万人。 

与此同时,自由职业仍是最难衡量的细分市场,缺乏精确数据。自由职业平台Kwork每年都会总结并发布用户公开报告。Kwork分析师指出,神经网络和人工智能(AI)的发展是2024年对自由职业者工作产生重大影响的主要趋势之一。自由职业者在执行订单时积极应用AI和神经网络,特别是在文本处理、设计、视频生成及配音方面(图1)。同时还出现了全新的服务类型,例如:利用神经网络制作演示文稿、利用神经网络进行室内和景观设计可视化、利用神经网络生成音乐。

Kwork的专家认为,人工智能和神经网络的吸引力及其在工作流程中的应用可以从以下几个因素来解释:

• 通过流程自动化降低服务成本Kwork对使用人工智能的服务价格与自由职业者未使用神经网络的同类服务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在许多类别中,使用人工智能的服务价格存在显著差异。例如,在"电商平台和分类信息"类别中,价格便宜2.58倍;在"演示文稿和信息图表"类别中便宜2.26倍;在"个人助理"类别中便宜2.11倍。
• 缩短工作完成时间人工智能能够加快一系列任务的完成速度,因为它可以在短时间内处理大量信息和数据。例如,在"文本录入"类别中,使用人工智能完成工作的速度平均快2.94倍;在"视频制作"类别中快2.16倍;在"艺术和插画"类别中快1.97倍。

根据统计数据,该平台上的自由职业者数量逐年增加,2024年已达到近920万人,较上年增长10.3%(见图2)。

为了描绘服务交易平台卖家的真实画像,Kwork在服务提供者中开展了一次大规模调查。调查内容涉及用户的年龄、收入以及他们对平台的看法。结果显示,平台上36%的服务卖家是18至24岁的年轻人,25-30岁和31-35岁年龄段的用户也占据较大比例(分别为17%和19%)。平台上41岁以上的用户最少(见图3)。

关于收入问题，47%的受访者表示自由职业是他们唯一的收入来源。这意味着对于平台上近半数用户而言，自由职业收入是其主要收入。29%的受访者表示自由职业是额外收入来源，而24%的受访者则表示自由职业是主要收入来源，但并非唯一来源（见图4）。

在分析自由职业服务交易平台的客户画像时，Kwork指出，49%的订单来自企业家，他们通过这种方式快速、高质量地解决业务中的实际问题。此外，2024年近半数客户都是平台上的回头客。 

在回答关于自由职业服务主要优势的问题时，客户强调了以下几个方面：解决问题简单便捷；速度快、节省时间；工作未完成可保证退款；服务选择丰富；对平台的信任；节约成本；服务提供者组织性强；与服务提供者沟通成本低。

制度性差距

然而,主要问题不在于增长速度,而在于制度环境跟不上这种增长。传统的劳动力市场制度——劳动法、社会保险体系、集体谈判机制——都是为标准雇佣模式而设计的。在新形势下,这些制度往往效率低下,甚至完全不适用。

制度功能失调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新型就业人员法律地位不明确 (自由职业者、平台工作者)。
• 缺乏社会保障 或覆盖范围不足。
• 集体代表性和谈判功能弱化 (工会对新型就业群体的覆盖率较低)。
• 税收和社保缴费管理难题 税收和社保缴费管理难题。

这些问题对于平台就业者和自由职业者而言尤为突出。俄罗斯在这一领域尚无专门监管规定,劳动关系往往被包装成民事法律关系,导致劳动者丧失劳动保障。而关于算法管理的争议——即平台通过数字化工具控制从业者,却不承担雇主责任——仍处于法律灰色地带。

其他国家如何监管新型就业形态

国际经验表明,各国采取的路径虽有不同,但总体趋势是从被动的司法调解转向主动构建适应性法律地位——这被视为一种普遍趋势(各国正逐步过渡到建立混合型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对话机制,从而在不抑制灵活性的前提下,使新型就业形态合法化)。 欧盟 通过了旨在改善平台劳动者工作条件的指令,并持续扩大其权利保障(合同、透明度、可预见性)。 法国 通过司法实践认定Uber司机为雇佣员工。 西班牙 推出了《骑手法》(2021年),要求平台企业必须与配送员签订劳动合同。 英国 在劳动法中引入了"worker"(工作者)类别——这是介于雇佣员工和自雇人员之间的中间身份,提供最低保障(带薪休假、最低工资),但不享有全部劳动权利。 德国 制定了众包平台行为准则,侧重于公平报酬、尊重、建设性反馈和数据保护。在 美国 (加利福尼亚州)AB5法案(2019年)将零工工作者认定为雇员,但随后出现了通过公投推翻该法案的尝试(目前各州与平台之间的斗争仍在继续)。

最近澳大利亚的 案例颇具代表性。澳大利亚解决方案的核心在于为所谓的"活跃时间"——即从快递员接单到完成订单的时段——引入小时最低工资标准。根据交通工具类型设定的费率有所不同,但无论如何都明显高于全国最低工资标准。重要的是,这是法律规定而非建议:如果快递员在21天周期内的平均收入低于规定标准,平台必须进行补差。改革的第二个组成部分同样重要——保险部分。现在平台必须为其快递员提供"合理的最低水平"工伤保险保障。这直接回应了长期以来零工工作者被排除在赔偿体系之外的挑战。有趣的是,这一解决方案并非"自上而下"强加,也不是诉讼的结果,而是由运输工人工会与Uber Eats和DoorDash平台共同提出的建议。这是一个重要先例,展示了建设性对话和寻求互利解决方案的可能性。关键参与方就"游戏规则"达成一致,而政府仲裁者则赋予这些协议以制度化形式。下一个重要方面是所设规范的混合性质。澳大利亚监管机构没有将快递员归入传统雇员身份,而是引入了一个中间类别——"类雇员工作者"(Employee-like worker)。这种方法能够精准解决最紧迫的问题(最低收入和工伤保险),同时保留了平台就业的核心——灵活性。然而,该法律本身被定义为临时性(interim),许多细节尚未明确(保险赔付的确切金额、等待期和保单结构均未确定)。 

俄罗斯制度化面临的障碍

为了深入了解问题,作者在2025年组织了一系列结构化的学术专家研讨会,参与者包括两个关键群体:劳动力市场专业人士(人力资源专家、监管机构、律师)和直接从事新型就业形式的年轻人(数字劳动平台工作者、自由职业者)。

两个群体在一点上达成共识:俄罗斯新型就业形式的制度化水平被评估为低或充其量中等。专业人士给出了更为保守的评估——65%认为水平"较低"。年轻人则相对乐观一些:30%认为较低,50%认为中等[Nedospasova O.P., Nekhoda E.V., Gevorgyan O.I., Demidova D.K. (2026). 俄罗斯的新型就业形式:从法律不确定性到系统性监管 // 经济与社会变革:事实、趋势、预测. 第19卷. 第2期. 第199–214页]。

但关键不在于数字,而在于每个群体如何看待问题。

专业人士 将制度化视为一个"项目":具有战略性、资源性,需要宏观调控。他们提出的标准与劳动合同比例、法律覆盖范围、政府投资以及数字就业对GDP的贡献相关。

年轻人 则将制度化视为一种"结果":实际保障、可获得的福利、有效的权益保护、技术装备水平。他们的标准是——福利覆盖率、诉讼胜诉率、雇主是否拥有现代技术。

这种分歧并非偶然。专业人士自上而下审视整个体系,年轻人则从内部观察。前者关注架构设计,后者关注服务是否好用。两个群体都认为,主要障碍在于法律的不确定性和对政府的信任危机。政府被同时视为变革的主要推动者和系统性障碍的来源(官僚主义、立法审批缓慢、宣言与现实脱节)。专业人士还补充了其他问题:变化速度过快、难以识别所有就业形式、腐败、缺乏对市场的共同愿景。年轻人则提到:劳动者自身对制度化缺乏需求、对变革的恐惧、雇主不愿承担风险、数字素养低下。

应对之策:从不确定性走向体系化

新型就业形式的制度化是一个非线性过程,需要同时推进正式规则的建立和确保这些规则在日常实践中的合法性。

在战略层面,需要:

• 通过立法确立"新型"就业人员的法律地位;
• 调整社会保险和养老保障体系;
• 制定劳动力市场统计和监测的新方法;
• 建立稳定且可预测的税收规则。

在操作层面:

• 提供办理劳动关系和获取福利的数字化服务;
• 设立咨询中心并开展宣传教育活动;
• 建立法律保护和争议解决机制;
• 提升数字素养和再培训计划。

信任问题需要特别关注。当政府既被视为规则制定者,又被视为障碍来源时,任何改革都将举步维艰。要提升信任水平,需要建立反馈机制——监测利益相关方的意见,搭建众包平台收集建议,以及监管机构、企业和劳动者之间的定期对话。

新型就业形式并非暂时现象,也不是偏离常态的表现。新型就业形式的本质不在于"标准就业的消失",而在于劳动力市场从"标准就业这一单一稳定状态"向"多种就业形式组合的动态平衡"转变,劳动者也相应发生变化。因此,这是一个持续性趋势,而且只会不断强化。问题在于,制度环境能否足够快地适应这一变化,将挑战转化为机遇——为劳动者、企业、经济乃至整个国家创造机遇。

本研究得到俄罗斯科学基金会(РНФ)支持,科研项目编号25-28-00799"数字经济转型条件下新型就业形式的制度化",托木斯克国立大学国家研究型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