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南方能否避免数字殖民主义?

世界秩序的转型标志着从美国主导时代向竞争性数字多极化时代的过渡,在这个时代,影响力的决定因素不再是军事实力,而是对数字基础设施、数据流和技术平台的控制。在平台资本主义条件下,跨国数字生态系统形成了一种新的依赖形式,这种形式越来越多地被称为数字殖民主义。对于全球南方国家而言,这造成了一个严重矛盾:经济快速增长往往伴随着技术依赖的加剧。

如果一个国家不能控制云基础设施、算法系统和国家数据流,它就有沦为外部技术中心信息供应商的风险。在日益增长的相互依存关系越来越多地被用作政治和经济施压工具的背景下,印度尼西亚传统且现行的"自由积极"外交政策(注:该政策主张印度尼西亚在积极参与国际合作的同时保持战略自主性,拒绝依赖任何权力中心)需要重新思考。正是在这一背景下,Benteng Indonesia("印尼堡垒")概念应运而生——这是一种灵活的主权模式,其目标不是自我孤立,而是提高国家韧性(注:通过控制关键资源和基础设施来增强韧性,同时保持参与全球经济而不自我孤立)。

将对战略资源(包括关键矿产和能源基础设施)的控制与发展可持续数字系统以及灵活调节经济开放度相结合,使发展中国家能够降低对全球科技巨头的依赖,构建自主的数字基础设施,并开辟更加独立的发展路径。

引言:权力的新架构

近年来,工业企业对境外云平台和数字服务的依赖,已被视为潜在的战略风险来源。理论上,服务条款的变更、制裁限制或单方面中断数字基础设施访问,都可能导致企业乃至整个经济部门出现严重运营中断。这表明,在当今条件下,主权不仅取决于对领土的控制,还取决于国家管理数据、算法和数字基础设施的能力。 

随着新兴经济体努力摆脱"数据殖民主义"模式——即社会和生产活动被转化为海量数据,却未能为数据所有者带来相应的经济回报——传统地缘政治联盟正失去昔日的稳固性。为保持战略自主权,全球南方国家需要研究和比较在西方世界之外形成的技术主权替代模式。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是俄罗斯的"堡垒"模式和中国的监管开放模式。

比较模式:俄罗斯"堡垒"与中国监管开放体系

在数字多极化背景下,非西方国家越来越多地将高科技不仅视为经济增长的来源,也视为战略治理的工具。俄罗斯和中国提供了两种不同的技术主权保障模式。

俄罗斯模式:通过韧性实现自主

俄罗斯的做法基于战略韧性和外部风险最小化的逻辑。国家持续加强对关键经济部门的控制,包括能源、国防工业和关键基础设施。主要任务在于保持可控性、确保内部稳定,并通过降低对外部因素的依赖来巩固主权。

这并非完全的自我隔离,而是一种国家资本主义的变体,意味着有选择地参与全球经济。这种模式的理念基础是国家实用主义、保守价值观与欧亚发展概念要素的结合。物质基础则建立在能源独立、粮食安全以及保持国防部门形成的技术能力之上。

在数字领域,Runet(俄罗斯互联网)扮演着关键角色——这一国家互联网基础设施能够确保通信韧性和关键服务的运行,即使在严重的外部限制条件下也能维持。它同时发挥着防护屏障和国家管理数字空间工具的双重功能。

中国模式:以可控开放作为发展工具

中国的战略基于另一种逻辑。北京并非打造相对封闭的体系,而是力求管控经济和数字环境的开放程度,使其适应当前的发展任务。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念框架下,国家有选择性地向外资和技术开放特定领域,同时对战略性重点方向保持严格管控。这种做法使中国能够从全球一体化中获取最大收益,又不失去对关键资源和基础设施的政治控制。

中国模式的特点在于将集中式战略规划与地方试验的广阔空间相结合。民营科技行业蓬勃发展,但仍嵌入国家优先事项的整体框架之中。正是这种组合使中国在人工智能、新一代通信技术和数字平台等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

这一模式的文化基础包括等级化管理传统、精英选拔机制以及集体协调能力。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国家机构的高度纪律性,确保资源集中投向优先发展方向。

地缘政治的权衡之道

尽管都以强化主权为总体方向,俄罗斯和中国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却截然不同。俄罗斯模式着眼于通过限制外部风险和发展内部能力来提升韧性。而中国战略则依靠可控的世界经济融入,以扩大自身的技术和经济影响力。

相应地,两国的结构性脆弱点也有所不同。俄罗斯模式面临资源依赖风险和创新发展可能放缓的问题。中国模式则面临社会不平等问题,以及需要在市场活力与政治稳定之间持续保持平衡的挑战。

归根结底,某种战略的成功与否不仅取决于经济增长速度。关键在于国家能否灵活调控经济开放程度,适应外部冲击,并在全球不确定性日益加剧的背景下保持战略自主性。

在数字多极化格局下寻找战略路径

摆脱对外部技术中心的依赖,需要在两种不同的主权保障模式之间寻求平衡。俄罗斯的做法立足于战略韧性原则,将数字基础设施视为潜在的外部风险和压力来源。依托能源独立、粮食安全和国防部门的技术能力,俄罗斯得以构建相对自主的体系,即便在严重外部限制条件下也能维持运转。然而,这种战略也伴随着技术落后的风险,以及对原材料出口的持续依赖。

中国模式采用了不同的路径。在这里,开放并非一成不变的原则,而是作为可调控的发展工具。政府在有助于经济现代化的领域扩大外资和技术准入,同时在可能威胁国家安全或长期稳定的领域限制外部影响。凭借庞大的国内市场规模以及政府与民营科技部门的紧密协作,中国在人工智能、通信和数字平台领域取得了显著进展。但高度融入全球经济也带来了自身的挑战,包括社会经济失衡问题,以及对快速变化的经济环境进行持续政治管控的必要性。

对于印度尼西亚这个全球南方最大的国家之一而言,这两种模式都无法原封不动地复制。完全走向自我封闭会限制发展机遇,而无条件开放则会加深对外部技术中心的依赖。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建立一种自身模式,将融入全球的优势与保护国家利益的机制相结合。

数字主权理论

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是通过Benteng Indonesia("印尼堡垒")模式实施数字主权概念。其核心理念不在于拒绝参与全球经济,而在于建立制度框架,使国家能够对本国发展体系中最重要的要素保持控制。

这种战略意味着在参与国际生产、金融和技术网络的同时,建立管理关键资源和基础设施的机制。这是要构建一种灵活的主权模式,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世界经济格局。

在这一理念框架下,印度尼西亚可以依托三个相互补充的方向。

第一个方向是资源主权。印度尼西亚拥有全球最大的镍储量,这对电池、电动汽车和现代能源系统的生产具有战略意义。然而,拥有资源本身并不能保证可持续发展。要获得长期优势,不仅需要控制原材料开采,还要掌控生产链的后续环节,包括加工、零部件制造以及高科技产业的发展。

第二个方向是灵活监管数字经济的开放度。国家必须能够根据经济和地缘政治形势,调整外部参与者进入国内市场的准入程度。这种政策既能吸引投资和技术,又能保持对战略数据和关键基础设施的控制。

第三个方向是发展主权的制度和基础设施基础。这涉及在监管框架、数字基础设施和产业政策之间建立有效互动。数据保护立法、国家数据处理中心、电信网络和能源系统应被视为统一发展架构的组成部分。

主权管理的战略模式

数字主权的实际实施需要摒弃完全自主与完全依赖之间的简单对立。在当今条件下,主权不再是一种绝对状态,而是国家管理自身融入全球体系程度的能力。

为此,需要同时解决三个相互关联的任务:确保对战略资源的控制,调节数字环境的开放水平,以及持续发展国家制度和基础设施。

印度尼西亚的主要问题不在于物质资源短缺,而在于高资源潜力与有限的制度利用能力之间的不匹配。该国拥有大量镍储量和其他战略资源,但这些资源的存在并不会自动转化为可持续的经济优势。这需要发展国内生产链、提升政府治理质量以及建立自主技术基础。

这一战略的核心要素是建立经济开放度的灵活调控机制。其目标在于在吸引外部资源与维护国家利益之间保持最佳平衡。在国际形势有利时期,国家可以扩大国际合作,刺激投资和技术流入。而在外部风险上升的情况下,开放程度可以适度收缩,降低对外国基础设施和数字服务供应商形成关键依赖的可能性。

这种做法在数字平台和云服务日益重要的背景下尤为关键。近年来的事件表明,对境外数字基础设施供应商的依赖所带来的风险,丝毫不亚于对能源或工业设备进口的依赖。云服务、软件或数据传输渠道的访问受限,可能直接影响企业、金融机构和政府部门的正常运转。

正因如此,发展数字主权离不开建设自主的物质基础。数据中心、国家云平台、骨干通信网络、海底光缆和能源基础设施,共同构成了现代数字经济的基石。任何数字系统归根结底都依赖于需要能源、设备和稳定通信渠道的物理设施。

数字主权的物理基础

数字主权常常被视为纯粹的数据和软件监管问题。然而实际上,它具有明显的物质维度。信息的传输、存储和处理离不开能源供应、计算资源和电信基础设施。

因此,国家控制数字空间的能力直接取决于其保障相关物理系统稳定运行的能力。国家数据中心、备用通信渠道、自主云解决方案和可靠的能源供应,已成为与交通基础设施或国防实力同等重要的主权要素。

对印度尼西亚而言,将数字基础设施与国家资源和能源基础相结合具有特殊意义。发达的通信网络、先进的计算能力与不断增长的可再生能源产业相结合,能够将参与全球数字经济从依赖来源转变为国家发展的工具。

结语

世界经济正步入深刻转型期,经济和技术活动中心正向欧亚大陆转移。旧有的全球化模式正被数字多极化体系所取代,在这一体系中,国家之间的竞争不仅涉及市场和资源,还包括对数据、数字基础设施和技术标准的控制权。

俄罗斯和中国提出了两种不同的技术主权保障模式。前者侧重于稳定性和降低对外依赖。后者则利用全球一体化的优势,同时保持国家对战略发展方向的控制。

对于印度尼西亚和其他全球南方国家而言,最具前景的是第三条道路——数字主权。其目标不在于在开放与孤立之间做出选择,而在于建立能够灵活管理自身参与世界经济程度的机制。

与包括金砖国家在内的国际组织合作、发展自身数字基础设施以及利用资源优势,能够为在全球体系中获得更加自主的地位奠定基础。在这种情况下,数字主权不再是一个静态目标,而是转变为国家自主决定其参与全球经济和技术进程条件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