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供给侧经济学的阿喀琉斯之踵

美国在政策层面不断求助于供给侧经济学（简称"供给学派"）的工具箱，同时也在大幅丰富和发展这一工具箱。 

推动这一发展的原因在于，需要弥补供给学派药方中的缺陷。该理论主张通过降低税率、实行单一税制来刺激经济增长与发展、克服或遏制滞胀，并借此增加财政收入，但这些主张在实践中存在明显漏洞。 

作为此类做法的发源地，美国的经验表明，这些措施至多只能带来局部性的增长效应，且持续时间不过一两年。减税之后，美国经济增长确实有所加快，但增速和持续时间因具体情形而差异悬殊。无论是在实施供给学派政策的时期，还是在其他时期，通胀都呈现下降趋势。劳动生产率是衡量生产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其增长与供给学派政策之间并未显示出直接关联。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忽视了供给学派理论创立者（A. 拉弗等人）自己指出的应用限制条件，另一方面是批评者揭示的该理论在方法论上的缺陷。 

前者强调，必须重视初始税制状况，准确把握税率调整幅度，选准实施时机与地点；同时要考虑企业转入地下经济的可能性、税法中形形色色的漏洞（它们会促使企业不再扩大生产规模，转而投向其他方向），以及外部环境的状况。 

后者则指出，将减轻企业税负等同于改变企业行为取向，是站不住脚的；将财政收入等同于国民收入，忽视统一降低税率会加剧社会经济分化，同样有失偏颇。批评者还认为，该理论的一大缺陷在于未充分考虑创新和技术对经济增长及竞争力的作用。 

2022年，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Д. Йеллен）发表了广为人知的讲话，提出应着眼长远，依托科技发展来增强美国的生产能力和国际竞争力。这是官方首次公开承认有必要转向"新"供给学派，并对其"经典"路径加以调整。 

这一举措也是美国对丧失全球领导地位问题的回应，该问题在本世纪头几十年表现得尤为明显。（见图1）

美国相对于中国的劣势日益明显，这不仅体现在知识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上，也体现在相关基础设施和研发（R&D）领域。 

2010年代末，美国迈出了纠正这一局面的第一批重大步伐。当时，传统产业政策措施之外，越来越多地辅以各项技术发展战略（涵盖量子技术、人工智能、太空核能等领域），以及保护知识产权、限制部分外国企业（尤其是中国企业）获取美国技术并进入美国市场的措施。

进入2020年代，这类举措进一步加码：立法层面出台了多项措施，用以强化本国半导体产业及其基础设施，推动人工智能、航天和生物技术、机器人技术的研发应用与发展，并对来自中国及其他一些国家的进口产品采取保护主义措施。

然而，即便与传统产业政策工具配合使用，这些举措仍被认为力度不足。 

现代产业政策的新方向，是围绕迈向“美国创新黄金时代”而制定的科学与创新发展决策。这一转型的管理以生态系统思路为基础，对各部门的任务及其组合加以区分和优化，依据包括：科研与开发工作可能采取的组织和实施形式的多样性、成果应用的规模与持续时间、解决方案的标准化程度、对科学家和研究人员具备科学能力而非行政能力的要求、直接吸纳科研人员本人而非依托科研机构，以及其他若干参数。 

已有的研发成果有待在实践中加以检验。